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

2014年07月16日 09:13:29 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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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各国研究状况简评

    (一)日本

    综观各国的研究,日本暂处领先地位。称其领先,是因为:1.在1980年代研究高潮再兴过程中,日本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其影响大大超越了日本本土。2.1990年代,日本学者发掘出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报告和日本陆军高层人员留下的细菌战作战记录《井本日志》等重要史料[70],使60年前《伯力审判材料》中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恶史事得到铁石般的“二重证据”的证实。3.日本学者还发掘出大量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积极调研、运用中国受害方的资料和获取、利用美国方面的解密档案资料等,使其研究置于广泛的资料基础之上。4.日本学者的细菌战研究颇具水平和质量,其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有的可以作为“细菌战诉讼”的证词(鉴定书)而向法庭提交。5.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术界正义力量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右翼学术势力的对抗与压制下,涉足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和揭露,并取得丰硕成果,令人钦佩。但由于日本正义学术力量的有限,以及近年渐至显现的后继乏人问题,亦掣肘着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

    (二)美国

    如果说日本人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对旧日本军的细菌战史进行研究,那么美国人则是以“相关者”的身份(美国二战时也受到日本细菌战威胁,同时又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加入这一研究,而中国人却是以最沉重的“受害者”身份参与其中。

    美国人的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者”身份,和美国人的西方人权主义观念以及美国人对当代生化恐怖主义的惕怵,使得美国学者对日本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侧重于谴责此种战争的反人道性,侧重于探索和揭露七三一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及对美军战俘的人体细菌试验,并涉及美国战后为了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肮脏交易黑幕。尽管美国学者带着特别的“身份”和“观念”加入这一研究,但从学术的角度观之,他们的研究发掘出了大量的新史料,如中国和日本阙如的史料(指解密档案),以及许多其他的新史实。所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迄今为中、日学者广泛参考引用,而其国家解密的细菌战档案更受中、日学者的瞩目。

    (三)中国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在20世纪曾显现相对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取得重大进展。

    据统计,中国国内1980年以来出版的细菌战相关著述(史料性、调研性、研究性、记述性等著作,以及译著)约80余种,相关论文、文章等400余篇,这一数量已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日本;且近10年数量几乎相当此前20年的总和。

    目前,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如下优点:1.从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发掘出大批细菌战档案资料,如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日本战俘口供档案、中国政府的防疫档案,各地细菌战受害相关档案等,这些文献史料是日美资料所不及(指缺乏)的。2.国内各地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辛勤调研,获得大量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这也是日美学者所不及的。3.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使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研究”取得了最为充分的成果,这亦为日美学者所不及。4.中国研究者队伍正日益扩大,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以日军细菌战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是日美研究者队伍“后继乏人”状况所不可比的,也是我们今后的希望之所在。

    但是,中国的研究也有如下不足:

    1.各地研究者各自为阵,侧重研究本地区细菌战受害史。如东北侧重研究七三一部队,华北侧重研究一八五五部队,华中侧重一六四四部队……这些研究缺乏交流和综合性探索,如果宏观研究不够将会影响到个案研究的把握和质量。

    2.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众多,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文学作者、新闻记者、受害者遗属等等,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多(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但还不够),只有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并具备一定细菌学、传染病学基本知识)广泛参与,这样的研究队伍及其研究成果才可与日美学者相匹敌。

    3.现在中国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相当数目的著作和论文严格地说不能视为史学著作和论文;我们的研究许多是“受害研究”,而这一研究不能是仇怨的渲染,应是一种严谨的考据,一种令加害国学者和人民都能认同或难予置疑的研究结论。

    4.关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资料的建设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于日本、美国的资料翻译介绍到国内的工作相当滞后,日本发掘的许多文献史料和老兵悔罪史料无人无机构系统地搜集整理译介到国内;美国大量解密档案,迄今也未见在国内面世。二是国内的相关历史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仍有进一步的发掘空间,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中国红十字总会、各省卫生防疫部门和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以及战时各战区、各集团军军医处的诸种卫生防疫档案、全国和各省疾疫档案等,都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的必要;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细菌战受害至今未见有所揭露,这些资料应到军方的档案中去查寻。三是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应专业、规范,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如国内对前苏联1950年出版的中文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鉴于其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和原版的稀缺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有几家出版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社重版了该书[71],但它们均对原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甚至连书名也给予了变更,且书内文字校对多处有误,这样的历史资料是不便于研究利用的。四是口述受害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因当事人、知情人日益减少,且年事已高,应加紧进行,并注意调查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保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5.战后美国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获取了日本细菌战技术,转而又在1950年至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使用,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学者也应加以关注和研究。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是旧日本军国主义一段卑劣无耻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羸弱时代一段悲惨和血泪的历史,也是人类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反人类的邪恶势力制造的一段反人类的丑恶历史。研究和追诉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正视这段历史,鞭挞历史邪恶,警惕历史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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