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2014年07月21日 09:40:26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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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此种主张颇类似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动物世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日本奉行丛林法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荫承袭本居宣长、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吉田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

    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

    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

    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依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力主学习欧美,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为着“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力倡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对日本的国权和被侵略国的国权,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绝对的双重标准,上述福泽谕吉如此,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号召日本人为“保全自己所属的国家的独立的体面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认为朝鲜、中国应当拱手交出国权,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实力与资格。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华有理”论。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荫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现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为学院哲学奠基人,广受尊崇;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很少对福泽、井上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日本对发动侵略战争缺乏文化反思

    日本是近现代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犯下严重的侵略战争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对发动战争(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的罪行有所清算,但很不彻底。这与美国冷战战略相关:为了让日本充当反苏、反共防波堤,也为了压制日本左翼,美国占领当局改变对日政策,停止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解除对日本的二战战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许日本发展军备,曾遭“整肃”的前战犯(岸信介等),活跃在日本政界,右翼重返政治舞台中心致使日本清算侵略战争的力度远不及德国,对赞颂侵略战争的文化传统更未作深入反省。

    因有波茨坦公约、东京大审判等作出的历史性结论高悬,又有“和平宪法”制约,日本右翼对二战的翻案只能隐隐绰绰、吞吞吐吐地进行,而对“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则基本保持明治时代以来的价值评判。我在日本讲学几年间,考察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各种历史纪念地,发现到处充溢着对“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方胜利的赞颂与狂喜。这正是日本以侵略战争为荣的文化传统未获严正清算的表现。

    120年前的7月,蓄谋已久、精心备战的日本,对清朝陆海军发起突袭,清廷消极应战,经9个月交手,清方陆师一败于朝鲜、再败于辽东,旅顺军港不战而弃,清廷花费巨资建立的北洋水师,在黄海被日本舰队或击沉或俘获,一舰无存。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由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国库收入、日本十年的国库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打断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创巨痛深”,而日本却将这场自己发动的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称之“义战”、“文野的战争”,百余年来,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没有在日本得到驳正。

    日本1937年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适值中国工业化“黄金十年”之际,日本有打断中国第二次近代化建设进程的险恶用心。八年战争,被侵略的中国牺牲数千万军民、损失财富巨万,而二战以后,日本右翼并未认罪、服罪。春山富士首相、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对日本二战的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有所反省,诚恳表达歉意,却遭到今天的右翼执政者、右翼文人的否定性质疑,此为当今世界的咄咄怪事!究其原因,与日本未能深刻清算其赞颂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今天的日本右翼将讴歌对外侵略的文化传统推尊为“国粹”,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外战巨擘,被尊之“军神”,视为日本史上的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松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十年前更换钞票图案,五千元钞和千元钞的图像都有变化,唯独万元钞图像仍保留福泽谕吉,足见朝野对福泽的高度敬仰。

    当下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昭显强化军力的诉求,并图谋构建围堵中国的包围圈,其间还潜伏着一种祸心:他们的军国主义前辈曾两度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中国和平崛起,气势不凡,今之日本右翼试图第三度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重新陷入弱国泥淖,供其凌辱。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勿入其彀。

    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等)及右翼文人(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百田尚树等)强劲坚持并礼赞侵略战争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小说家百田尚樹为例,他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并撰小说《永遠の0》,赞颂驾驭零式飞机作肉弹的神风突击队,近年改编为电影,受到安倍晋三首相的热捧。这类为侵略战争唱颂歌的事象层出不穷,已经引起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及世界一切维护和平人民的愤慨与警惕,而深入辨析、力加批驳日本右翼坚持的恶质文化传统,揭示其荒谬性与危险性,是时人无可旁贷的职责。(冯天瑜 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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