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寻访
每次采访完幸存者，张纯如都会给对方留下100元慰问金
张纯如在南京总共呆了25天左右。时间紧张，大家确定了分工：王卫星收集整理资料，杨夏鸣陪同张纯如采访幸存者，采访工作结束后，再进行翻译。
7月25日，来到南京的第三天，张纯如便与杨夏鸣、孙宅巍、段月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馆长)前往当年的屠杀现场。“首先去的是挹江门附近绣球公园内的纪念碑，接着是中山码头，然后是煤炭港，再下面是草鞋峡，然后是燕子矶、东郊丛葬地，最后是中华门外的普德寺。”
让杨夏鸣动容的是，每到一地，张纯如都用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在燕子矶，她将镜头对准了山下的破旧房屋，然后又拉到远处林立的冒着黑烟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仿佛是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的逃亡路径及遥不可及、难以到达的希望彼岸。”
7月26日，杨夏鸣又单独陪她去了鸡鸣寺、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和中华门城堡。在中华门的城门上，她拍摄了附近低矮破旧的棚户区，也将镜头拉向闹市区的高楼大厦。这些后来都出现在她的书中。
在接下来的4天中，张纯如开始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例如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等。
唐顺山是张纯如采访的第一位幸存者，也是唯一一位到张的住处接受采访的次，所以采访的程序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张纯如首先要唐顺山声明允许她在书中使用采访谈话内容。然后要他简述个人自传，我把它通俗地翻译成叫什么名、多大年龄、住在哪里等等，接着请他讲述个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
整个采访过程花了近两个小时，这是采访幸存者花费时间最长的一次。
王卫星发现，“到幸存者家里采访时，很多人家境贫寒，生活在棚户区，张纯如心里很难过，每次都给点钱。”这一点在杨夏鸣那里也得到证实，他说，每次采访完幸存者，张纯如都会给对方留下100元钱，这在1995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认真和严谨
高烧38度不休息，为一个词要反复推敲半天
张纯如曾经是《芝加哥论坛报》记者，也许是职业的关系，她的采访客观、真实。
当时，为了张纯如工作方便，杨夏鸣的夫人特意在南大科研楼借了一间空调房和一台多制式电视机。当她采访回来后，就在这里播放采访时拍摄的幸存者证言，然后由杨夏鸣将录像内容口译成英文，张纯如再输入到笔记本电脑中。“为了忠实于原文，他们常常就一个词反复推敲，直到双方满意。”王卫星说，那段时间，张纯如患了感冒，体温超过38度，但她为了争取时间，休息了半天，就继续采访幸存者。
王卫星回忆说，那时大家常常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王卫星便会把张纯如送回北京西路的西苑宾馆，那时宾馆已经关门了，王卫星就帮张纯如把大门拉开一个小缝，张纯如这才进得去。
“张纯如非常严谨，来南京前，她在美国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资料馆里收集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宾馆，她还要将中文资料与她的英文资料做比对，如果发现不一致，她便记录下来，第二天来问我。”王卫星说，有一次，在翻译完李秀英、夏淑琴的采访录像过后，张纯如高兴地说，她们的证词同约翰·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各自日记里描述的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对于张纯如的严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点赞。
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为了支持她调查，朱成山不仅赠送给她全套的馆藏资料，还给她提出了很多参考建议，朱成山开了一长串的采访名单，如去日本一桥大学走访古文研究会专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去德国追踪当年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足迹等。“我一开始认为，这些地方一个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访到的。想不到，她真的一一去了那些地方，而且还找到了许多一手资料。”朱成山对此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