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
提到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很多人都会想到张宪文（见图。资料照片）。已至杖朝之年的他，从事历史研究60余年，仍以极大热情坚持在学术一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指引学科发展方向的同时，更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战略服务”。
他，著有《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10余部著作，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正负责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南京大屠杀资料汇编》工作……
“应当根据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忘记历史”
张宪文介绍说，在上世纪50年代学术生涯起步时，面临着学术著作少、论文少等困难，再加上当时的舆论氛围，歌颂和批判两极化明显，自己的学术观点常引起争议。
但张宪文并不气馁，1983年，他邀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编著《中华民国史纲》。为修改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从1984年6月至次年2月，他坚持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直伏案改稿。当时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在作文中写道：“长大以后绝不学爸爸，天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宪文告诉记者，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据真实史料，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给予恰当的符合历史原貌的评价；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性应“一步到位”，但改变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却有一个渐进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就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如果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
《中华民国史纲》出版后，获得学界一片赞誉。随着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作为民国史研究重要内容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逐渐进入张宪文的研究领域。
2000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甚嚣尘上。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大课题研究，并指定由张宪文负责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张宪文先后组织了包括历史工作者、文档工作者等在内的近110人的研究队伍，在10年时间内，多次前往日、美、英等8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至201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4000万字、72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这是目前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最翔实的史料集。北大老校长吴树青称其是“南京大学为国家做的影响深远的大事”。在此基础上，张宪文带领团队经过3年努力，于2012年12月推出《南京大屠杀全史》，全面阐明了作为中国学者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深入批判了日本右翼的谬论。
“应当根据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忘记历史。”谈到这一心血力著，张宪文说，弄清历史真相的目的，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接受历史教训，开创友好未来。
“将历史讲活，让学生了解真实中国”
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
“1954年，我报考了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大学，却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张宪文回忆说，大学毕业时，做好了去边疆从事考古工作准备的他又收到通知被留校了，教起中国现代史这门课。
面对当时尚无学术积淀、无史料资源、无课程体系的中国现代史，初为人师的张宪文十分困惑……“我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教学，有个从盲目盲从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张宪文告诉记者，历史有个凝固的过程。古代史已然基本尘埃落定；而现代史还在变动之中，研究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刚开始，他也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渐渐地，他发现材料上有一些不全面、不客观的观点。他前往南京、北京等地的档案馆、史料馆，寻找第一手材料，自编现代史讲义。其间，他坚持必须认真思考讲义中的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
回顾过去的60年，张宪文说自己培养了三种人：首先是大学生。他尽可能跳出教材中枯燥的内容，将历史讲活，让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次，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张宪文对他们的要求是，“严谨治学，创新学术”，同时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经历，为其规划研究方向，力争作出创新性成果；第三类是由他领衔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研究所的十多名年轻教师。通过课题项目带好团队、培养年轻学术人才，这是80岁的张宪文时下的工作重心。
“光坐冷板凳还不够，更需要责任和学术勇气”
采访中，记者记录了如下对话：“除了学术工作之外，您的爱好是什么？”“我没有别的时间。”“除了历史专业之外，您还喜欢看什么书？”“我没有其他精力。”
到了八旬高龄，很多同事都选择在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而家庭美满、子孙孝顺的张宪文，却始终坚持在学术研究一线。“根本停不下来。”老人家幽默地说。张宪文说，他虽然也喜欢旅游、逛博物馆，但由于工作繁忙，最多只是看看新闻报道、电视上的体操比赛等，有时也会帮助媒体朋友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除此之外，张宪文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占据。有一次老伴儿外出时让他把炉子关火，可直到炉子里的水烧干了、闻到了气味，才赶忙奔向厨房——这类事情已不止一次。
“工作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离不开学术氛围和学校环境，乐在其中；从学校到教育部，从市里到省里，都很信任我，我因此有种使命感，想在晚年尽力多做点事情。”张宪文说。
在接受采访前，张宪文花了一晚上时间，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做了正反三张A4纸的笔记。他已习惯了认真严谨地做事，习惯了说话要有根据，习惯了通过可信的一手材料做出分析判断。
“研究历史，板凳十年冷。但光坐得住冷板凳还不够，还需要有全面理性分析历史的责任和学术勇气。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翻烧饼。”张宪文说。（记者 姚雪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