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百团大战》海报
活泼泼的英雄群像
古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描绘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英雄人物后说：“我对于书写历史没有兴趣，我热衷于那些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表情与性格比那些辉煌的战役更能表现他们的魅力。”
百团大战已经被教科书、传记文学、影视作品记载与再创造过多次，中国人对于这段历史大都不陌生。电影《百团大战》的生命力借助片中的真实人物、虚构人物得以生长，戏剧张力在史实与虚构、政论与情感的结合中彰显。
影片中，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李济深、张自忠等，以及日本方面的将领悉数登场。创作者还设立了一组虚构人物：八路军女战士梁山、张自忠将军部下姚尚武、兵工厂老师傅等。以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将虚构人物与历史人物、三场战役与整个故事勾连在一起。在它的引领下，人物性格、命运走向与宏阔的战争场景、紧张的叙事节奏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势必与大银幕前的无数双眼睛和心灵联系在了一起。
“电影从头至尾贯穿着悲壮之气、民族血性。”该片联合导演张玉中说，剧中人物之间有着复杂又微妙的感情。“在大的战争格局下，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很大的突发性，很多人是突然相见、突然分离。彭德怀与左权之间，梁山与姚尚武之间的生死之交便是如此。”
在电影《百团大战》中，不论将领还是战士，老兵还是新兵，男性还是女性，人物魅力和神采皆来自活泼泼的真实感。彭德怀、左权等指挥将领睿智果敢，几个富有人情味的小道具让人物形象更立体、有温度。普通士兵姚尚武的命运牵引着观众的情绪波澜起伏，观众随他先后目睹张自忠将军的壮烈殉国，经历家园被毁的绝望，亲历战场厮杀的惊险，失去战友的悲伤，也不由自主地升起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这种悲壮之气因此穿越时空，成为影片中的人物与观众的情感共鸣点。
如果说，现代战争片的类型元素让电影《百团大战》抵达“好看”的观赏层面，那么这群充满真实感的英雄群像则让电影实现了“走心”的沟通功能。
抗战影片当正本清源
战争片可能是最具有观众基础的一类中国电影。从上世纪30年代的《共赴国难》《八百壮士》《热血忠魂》，到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小兵张嘎》等，中国战争片受到苏美两大电影强国同类影片的影响，又向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汲取营养，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中国战争片广泛动员军力、民力，再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图景，表现革命战争的真实过程，为中国电影长廊留下了众多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抗战电影更是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是非善恶观。《一个和八个》《血战台儿庄》《红高粱》，以及近几年的《集结号》《南京！南京！》《一九四二》，为中国电影刻画民族性格并走向世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随着近几年影视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一方面是抗战题材的电影逐渐“沉默”，另一方面是抗日神剧走向了戏耍历史的极端。今天的抗战影视成为一种形式上过度开发、思想上却极度贫乏的题材。在种种有意无意地遗忘、曲解和虚构中，艺术的重构与历史的真相渐行渐远，我军被无限地拔高神话，敌方则被丑化矮化，战争不仅被美化、诗化、浪漫化，甚至被浅薄化、娱乐化、荒谬化。
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影《百团大战》为中国抗战电影正本清源的努力值得肯定。曾有记者询问宁海强，为什么中国战争题材影视剧比不上美国《兄弟连》好看、过瘾。宁海强回答，这首先要回到历史真实，“美国在二战时期已基本具备所有的现代化装备，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中国人是用自己的战略思维、战役指挥、战斗方式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的家园赶走的。”在这方面，电影《百团大战》不是为讨好观众而虚构夸张战争场面，而是重在表现八路军独特的战斗方式。
“在向历史接续、向世界先进看齐的过程中，中国抗战电影理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当好莱坞电影动用技术手段与煽情技巧，突出战场上横刀立马的英雄的时候，中国抗战电影更须重返自己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判断。”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认为，那些由儒家思想主导的自我牺牲、由家国情怀催生的百折不挠、由集体生活锻造的阳刚质朴，是温暖而动人的领域，也是可以继承和持续有动人发现的领域。他评价电影《百团大战》：“这是一部反映八路军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史诗电影，一部符合现代电影要求、真实展现了战争残酷的战争片，一部以彭德怀、左权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体现中华民族不屈血性的电影。”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这句话出自曾无私救助过中国平民的德国人约翰·拉贝。今天我们与《百团大战》一道重温民族抗战的历史，是为了永不忘却那段民族苦难的岁月，永不忘却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前辈英雄，永不忘却今日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中国抗战电影正本清源的意义，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