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
埃德加·斯诺
海南日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朱晓剑）和马海德大夫一样，抗战时期中国战场还有不少美国友人的身影。从抗战时来看，参与新闻报道的有八位记者，也有人开展医疗活动，直接参战的有史迪威将军和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等等。除此之外，抗战时援华的国际友人还来自于加拿大、苏联、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无疑，他们的参与同样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了那些参与抗战的国际友人们。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至今我们还不能忘的是，当时的国际友人对抗战的大力支持。在八年的抗战中，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情况大致分为三种：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最后的一种是直接介入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这个群体最为庞大。
新闻记者直击抗战现场
1937年7月，抗战开始以后，陆续有外国新闻记者来到中国战场，这个人数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报道中国战场的状况，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对战场上的残酷和日军暴行多有关注，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多家媒体记者职务。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
不过，最受瞩目的是斯诺夫妇对延安的关注，其先后抵达延安，并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和《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其作品风靡一时，对揭露抗战的真相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49年之后，斯诺曾三次访问中国，但其影响力已是大不如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另一位报道中国战场的重要记者。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她作为八路军中的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随八路军转战各地。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抗战初期，史沫特莱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包括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等来华，都是她奔走呼吁的结果。
在抗战现场上，活跃着的外国记者不仅报道战场进展状况，同时还参与到医疗救援、经济援助等工作中去。这些新闻报道无疑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战场的残酷，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一线战场的国际友人
中国战场的残酷引起了国外关注的同时，也相继有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相继来到中国，据统计，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最为著名的是陈纳德率领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他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他还在湖南芷江组建了航空学校。从1941年12月首次飞行到1942年7月被编入陆军航空队这段时间里，这支队伍共击落250架日本飞机。陈纳德和飞虎队的故事至今在民间流传不息。
在抗战时，赖以生存的外援线史迪威公路在抗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3月，史迪威第五次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随后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5月，缅甸战役失败，率110多人徒步走出缅北丛林。在推动抗战的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这样的评价对于史迪威再合适不过了。
活跃于第一线的救护人员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伤兵伤员的医疗救护工作并没有得到最大的改善。因此在国际力量的呼吁下，各国的医疗救护人员不怕艰辛，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战场，并投入到抗战第一线当中去。据相关资料显示，参与医疗救护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镛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1939年，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抗战牺牲以后，毛泽东为其题了挽词，并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在抗战时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在实际工作中，他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解决了药品不足的问题；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并亲自讲课。
印度著名医生柯棣华同样有动人的故事。1937年，印度国大党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正准备报考英国皇家医学会的柯棣华决定参加医疗队。1938年9月柯棣华等5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在抗战现场上，他积极设立救护所（距火线仅一二里），后来，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不幸的是，在1942年突然因病去世，年仅32岁。
许多医疗救援人员虽没有像白求恩、柯棣华那样有突出的成绩，但他们的到来，不仅参与到救死扶伤的工作中去，还着力培养医疗人员、改进医疗条件等工作，这同样对扭转抗战的战局有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各项建设中的国际友人
除了前两类参加抗战工作的国际友人之外，还有不少人参与到战后的各项建设中去，比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等，他们的加盟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抗战力量。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就扎根于上海。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支援抗战。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中也不乏日本人的身影。比如日本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1937年，绿川英子抵达上海。在那里，她参加了上海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七位爱国人士的示威游行，也目睹了“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来到武汉，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电台对日播音，一直持续到1940年夏。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竟寄恐吓信给她的父母，要他们“引咎自杀”。
在国际友人的积极参与下，抗战的大后方虽然饱经战争的创伤，却逐步走向了恢复生产、生活之路，从而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70年后，我们再来书写这些国际友人的抗战故事，就是要铭记这种博爱、友爱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超越了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因素，从而成为抗战中的一员。这种精神，这才是我们纪念抗战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