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叶锋在东北解放区。叶丹 供图
1996年春节，叶锋与家人在北京。叶丹 供图
深圳晚报1月28日讯 在日本占领广东时期，东江地区活跃着爱国华侨抗日救国的群众性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这是一段鲜为人知、可歌可泣的爱国华侨英勇抗争史。叶锋，就是“东团”的团长。
从小参加学运
叶锋祖籍广东惠阳县淡水圩秋溪乡(今惠阳市秋长镇)周田村一个马来亚归侨家中。父亲因家境清贫，青少年时被迫离乡背井，到香港做泥水工谋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马来亚谋生，在华人首领叶阿来手下做工。叶阿来劳工出身，后来成为锡矿界巨商，是平定雪兰莪州八年战乱，并重建吉隆坡的有功之臣，马来西亚的传奇人物。
叶锋的父亲衣锦还乡后，买下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盖了一所大围笼四角楼，取名“会龙楼”，叶锋即出生于此。由于哥哥出生不久即夭折，母亲为他取名“佛恩”，祈求菩萨保佑。
1929年，叶锋在光祖中学附小毕业后，升入初中，从那时起，叶锋便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初中二年级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在广雅中学读书期间，他又参加了声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游行示威活动。
香港“惠青”
1937年4月，叶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发起成立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10月，中共洋务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洋务工委”）和洋务工会相继成立，隶属于香港海委（“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简称），叶锋均积极投身其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香港海委决定由惠阳青年会发起组织回乡工作团，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实现全民抗战。叶锋参加第二批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回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在香港，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两面旗帜，在香港有很大的影响。惠阳青年会参加支援绥远抗战和组织回乡工作团两大活动，在香港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推动了香港社会各界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惠青”迅速发展，不少非惠阳籍青年也要求参加，组织不断扩大，九龙除惠阳青年会本部外，设深水埗、九龙城分会；香港岛设湾仔、铜锣湾、筲箕湾等分会，湾仔英军海军俱乐部也有“惠青”分会。
华侨组团回乡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惠阳大亚湾登陆，东江地区随即沦陷。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东江籍华侨得知家乡沦陷的消息，无不心急如焚。
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成立了英荷两属惠州十属（即惠阳、博罗、河源、紫金、龙川、海丰、陆丰、连平、和平、新丰等十县）同侨救乡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洋救乡总会”），推举爱国侨领黄伯才（马来亚吉隆坡惠州会馆总理）为主席，决定在香港设立南洋惠侨救乡会驻港施赈办事处，并派代表赴港主持施赈，回东江调查灾情，组织救济难民工作。
南洋华侨青年纷纷回国投身抗日活动，包括由黄伯才、张郁才出资组织的“两才队”，由官文森独资组织的女子救护队“文森队”，这些出生海外，心系故土的青年在回国途中深情地唱着《再会吧南洋》的歌，以表示与中华民族同命运共存亡的决心。
“东团”深入人心
马来亚华侨代表团抵达香港后，立即与八路军办事处和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余闲乐社一起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决定以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海陆丰回乡工作团为基础，在南洋救乡总会领导下，统一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
1939年1月“东团”团部正式在淡水成立，隶属以曾生为书记的中共惠宝工委领导。由叶锋担任团长、刘宣任副团长，当时的生活费用，不分团长、队长、团员，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费7.5元，生活费2元。
“东团”的团员主要由香港青年、南洋回国青年组成，刚成立时只有两个分团，第一分团以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活动地区在惠阳县，团员最多时达160多人；第二分团以海陆丰回乡工作团为基础，团员约30多人，在海丰、陆丰两县活动。后来陆续组建成第三至第七分团，还成立了东江流动歌剧团（简称“东流”）。
“东团”的七个分团，五个队和东江流动剧团，团员共五百多人，分布在东江的惠阳、海丰、陆丰、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连平、东莞、宝安、增城、龙门等13个县的广大地区，他们出版壁报、大字报，写墙头标语，画漫画，印发宣传品，演话剧，还发动募捐、献金、慰劳前方战士及抗战军人家属，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东团”团员浴血奋战
身怀救国之志，为抗日战争献出年轻生命的“东团”成员，值得后世永远铭记。原“东团”两才队队长、敌后武工队队长黄志强是吉隆坡煤炭山工人，马华蜜蜂歌剧团团长，1939年4月率“两才队”回到祖国参加抗战，1942年冬在（东）莞樟（樟木头）线上的涡岭与敌遭遇时牺牲，时年25岁。
东纵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叶风生，也是吉隆坡队队员，在拔除篁村伪军据点时，他担任突击队长。在夺取伪军重机枪阵地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壮烈牺牲。该队把缴获的重机枪命名为“风生机”。原吉隆坡队队员刘荫（罗一帆）、陈剑雄，回国前都是老师，1941年10月在日寇包围中惨遭杀害。
受到“国军”围剿
“东团”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对“东团”的迫害愈演愈烈：国民党博罗县县长黄仲榆非法逮捕东团博罗队成员23人，制造了“博罗队事件”。从此，“东团”的活动受到无理阻挠和限制，“东团”进入了反限制、反迫害斗争的困难时期。
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在1940年6月19日下令通缉“东团”团长叶锋、组织部长高云波，5月，叶锋撤退到香港。“东团”被迫停止在东江各县的活动后，大部分团员先后参加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5月，叶锋到东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担任民运部部长，成为抗日游击战士。
“东团”仅仅存在了一年零八个月，在东江华侨抗战的历史中非常短暂，但是播下的火种，为东江纵队积聚的抗日力量却永远铭记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