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和游击队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
二
加快侵华步伐
天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一样，都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东方会议”上制订的“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当年日本正是遵循这一政策和方针，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天津事变后，日本加快了鲸吞华北的步伐，军事上不断增兵，经济上猖獗走私，政治培植亲日势力，为实现其全面占领中国做准备。1932年8月日军从关外越过长城，大举进犯热河省（今河北省北部），转年3月热河全面失陷。当时在锦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下令日军向长城各关口发起进攻。驻守长城各关口的国民革命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爱国将士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起抵抗，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宋哲元的大刀队在古北口一线杀得敌寇魂飞胆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极大地振奋起国人的信心，天津各界积极支援，并上前线慰问。但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却指示各部将领“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5月3１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南撤，致使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受到严重威胁。1934年7月日本再次策划阴谋，向国民政府提出“日本在华北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策动“华北自治”。1935年5月29日驻津日军以中国政府支持抗日义勇军为由到河北省公署和北洋大学示威；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往保定；6月5日土肥原贤二再次制造事端，借口日军特务在张北被中国军队拘留，迫使国民政府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职；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协定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省，成立察东非武装区。７月6日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致使华北、平津主权丧失，为日本吞并华北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唆使香河汉奸组成“华北国民自治军”举行暴动，被保安队镇压。11月，在日军策动下，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华北独立”……
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北平爱国学生的行动立即得到天津爱国学生的响应，天津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反对日本侵略的怒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准备的同时，从1931年起在山海关、天津、青岛等地开始了疯狂的走私活动，从经济上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大量的日本浪人成群结队、携带武器，用各种运输工具非法运私货，从山海关到天津沿线到处充斥着走私物资。日本一方面从华北各地大量收购掠夺原棉，另一方面大量向天津和华北走私棉纱、棉布、砂糖、卷烟等，给以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天津民族工业造成严重打击，天津六大纱厂及其相关企业生产萎缩，奄奄一息，日本商人趁机低价收购，企图吞并中国民族工业。根据中国海关1936年统计，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华北走私使中国关税损失23306964元，仅1936年4月一个月就损失800万元。这期间日本向天津走私人造丝12.69万包，白糖97.58万包，等等，共偷漏税3460余万元。日本在华北的走私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中国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摧残。
日本侵略步伐不断加快，战争一触即发。为了做好战争准备，1936年5月日军按战斗编制大量向华北增兵，同时在古北口等处修筑炮台，在平汉线、津浦线、北宁线、平绥线等各铁路沿线增派重兵，准备随时发动侵略战争。1936年10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了以夺取北平为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37年3月日军数十艘军舰在青岛举行了大规模登陆演习；4月日军在天津附近先后举行了数次军事演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开始。有些日本右翼学者胡言“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偶然因素”引起等，完全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简单数据即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与“九一八”事变、天津事变的手法如出一辙，难怪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对日本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卑劣、无耻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