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津日本军官缴械投降
四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后，根据国民政府下达的指令，驻华北各地日军开始陆续向天津集中，听候发落。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本侨民也陆续向天津集中，等候遣返。而这时的天津，中国军队尚未进驻，天津治安及安全处于半真空状态。如此时发生问题，天津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天津人民将遭到难以估量的伤害。尽管当时有一部分八路军武工队已挺进到杨柳青，但力量单薄，不足以形成对敌威慑力量。
8月下旬，蒋介石根据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的提议，任命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9月初任命刚从美国急调回来的杜建时为副市长兼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张廷谔建议由李汉元任天津警察局局长，获得蒋介石批准。李汉元1929年到天津警察局工作，1931年任天津英租界警务处副处长，1939年因拒绝向日军引渡抗日学生，被迫弃家逃到香港，后到印度受训。受训结束后回到重庆，仍做警务工作。日本投降后鉴于当时天津的形势，李汉元主动提出只身先期回天津，为全面接收天津做准备。9月上旬李汉元到达天津。为稳住局面，李汉元通过在北京任日伪治安总署署长的秦华向日伪天津治安部队和警察局打招呼，让他们暂时维持社会治安，等待接收。
9月18日上午，李汉元突然接到某派出所打来的电话，报告在日租界内出现了中国人在街上痛打日本侨民的举动，而且已经蔓延到其他区，成为全市市民自发的行动。李汉元接到报告后一方面非常理解天津民众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憎恨的心情，但另一方面驻华北各地日军正携带武器向天津集中，如果此时事态扩大，发生流血事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果断下令各区警察分局立即派警员上街强行制止这种行动，同时将被打的日侨民先送往警局保护起来。下午三四点左右这场风波终于被制止了。而此时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内田银之助也给李汉元打来电话，问他准备如何处理此事，并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海光寺的日本军人对此事很关心。其言外之意可想而知。李汉元告诉内田此事的处理情况，并要求他通知日本军人、侨民不得离开住处，也不得走出日租界。为防止日军以此事为借口制造事端，李汉元第二天亲自到海光寺会见内田。会谈中李汉元假借奉蒋介石之命，要求内田以驻军司令官身份约束在天津的日军，不得走出海光寺兵营；约束日本侨民，不得走出日租界；转告各日商不得隐匿资产，等待国民政府接收。内田答应一一照办。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就这样被平息了。
天津作为北通东三省，南达当时国都南京，东有出海港口的海陆相衔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为防止集中在天津的日军生变，蒋介石任命自己的亲信杜建时为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将北宁路及其沿线机场、港口牢牢控制住。但国军一时难以到达天津，为此蒋介石与盟军顾问魏德迈将军达成一致意见，由国民政府授权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从塘沽登陆，代表中国政府接受驻津日军投降。蒋介石之所以出此考虑，一是美军登陆天津，可以在国军到达之前协助杜建时切实控制住铁路、海港和机场；二是由美军出面接受驻津日军投降，对日军有震慑作用。而驻北平日军投降事宜，则由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代表国民政府接受。
1945年10月8日上午9时，驻津日军受降仪式在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大楼（今承德道市文化局）门前小广场举行。国民政府第十战区代表施奎龄、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以观礼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上，驻津日军司令官内田银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军官各自解下佩刀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以示缴械投降，随后双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仪式结束后，内田银之助和6名日本军官被美军押往南货场日军战俘营听候发落。近万名天津市民聚集在受降现场附近的街道上，观看了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的一幕。
在日本战败投降69周年的今天，重温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毋忘国耻。特别是现在当政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侵略历史，强行修宪，并不断扩军备战，妄图复辟军国主义侵略美梦，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高度警惕。历史就是历史，无论是侵略还是战败投降，不管日本右翼势力怎样辩解、否定，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稻草都挽救不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沉沦。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反对外敌侵略所取得的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和牵制了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侵略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族解放中英勇献身的爱国仁人志士与在战争中惨遭侵略者杀害的无辜平民，永垂不朽！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