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军事法庭如何开展战犯审判工作？记者在武汉市图书馆查阅史料，发现1985年第4期《武汉文史资料》发表有武汉军事法庭首任检察官吴俊的一篇文章，名为《我所经办的检察汉奸、战犯案》，文章讲述了当年审判经过。
“审判战犯是一件大事”
抗战期间，吴俊在湖北省高等法院当检察官，1940年宜昌沦陷，省高等法院从恩施迁到更偏远的宣恩。1945年8月，在宣恩深山的吴俊得到“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不久后，吴俊接到审判日本战犯的任务，火速赶回武汉。在汉口江汉关，他受到市民鸣鞭欢迎。
1946年2月20日，武汉军事法庭成立，汉口地方法院院长刘泽民任庭长，吴俊任检察官，湖北高等法院庭长吴献琛等人任审判官。
“审理战犯是一件大事，而且具有国际性。”吴俊写道，八年抗战，全国军民直接死于战场，或被敌奸掳烧杀死于无辜者，数千万。单就武昌来说，原有的大朝门(现复兴路)、汉阳门、文昌门内外的房屋被毁殆尽。“日本侵略者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笔血债，应由日本侵略者负其全责。”吴俊写道。
战犯罪行调查取证难
法庭成立不久，吴俊接到战犯名册3份，有战犯300至400名，包括驻扎当阳的日军师团长柳川悌。但名册中犯罪事实描述笼统，仅为“纵兵殃民”。其他日军高级将领，也多是如此。多数战犯为大佐至曹长的中下级军官。
吴俊回忆说，武汉军事法庭所辖鄂、湘、赣、皖等省区，所受战争破坏程度无法言表。因此，“区区战犯名单，远不是全部”。
日军部队调动频繁，且日军在投降前，将各种犯罪证据毁灭，这给调查取证带来极大困难。吴俊曾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审判最大困难是“无法取得确切之罪证”。
他列举审判过程中的问题：日军战犯在湘、鄂、赣三省内犯有杀人放火及其他罪行者，经他本人侦讯的有132起，但江西“竟付阙如”，湖南仅17起；已起诉42起，其余仍在搜集证据中。
1946年5月，武汉军事法庭即将开始审讯工作，后吴俊向上级建议，尽快起诉，经审理后发现新的罪行，可追加起诉。于是，“数月间，所有案件，悉行起诉”。
武汉审判第一案：宪兵宫地春吉杀人案
武汉审判日本战犯第一案，是宪兵宫地春吉杀人案。来自蔡甸的叶廖氏举报说，1944年4月间，其夫叶朝会为汉奸所害，被日本宪兵队蔡甸分驻所所长宫地春吉逮捕并开枪打死，弃尸河中。此案经过两次开庭，宫地春吉被判死刑。
许多日军战犯是杀人恶魔，经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在汉执行。如日军第16师团小队长伊庭治保，1945年4月7日在湖南衡阳一次捕杀平民10余名，抛尸湘江；同年三四月间，强奸妇女8人，并致死。还抢劫百姓谷米、猪牛，烧毁民房，对所捕者施以酷刑等。军事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判处伊庭治保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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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日本战犯为何被判无罪
上海交大教授刘统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当年由于取证难等原因，不少日本战犯被判无罪或被轻判。
国民政府公布的《日本重要战犯名单》，共计261名。据统计，10个城市共有41名已判决的日军将级战犯，除去病死3人，自杀1人，无罪判决6人。其中，武汉审判的8名将级战犯中，3人被判无罪。
“这些将领战犯真正受到惩处的仅31名，比起公布的261人大名单，我们就看到差距了。”刘统说。
刘统介绍，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深入审判，贯穿于国民政府的整个审判过程中。当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已经逮捕关押的日军战犯，因证据不足而无法审判，关押到最后被迫释放。
刘统认为，审判中主要依靠百姓取证，所以证据多集中于指控驻扎在城市中的日本宪兵和特务等低级职务的战犯。而对大批将佐级的日军高级指挥官，则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起诉。
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日军进行的多次扫荡和烧杀暴行完全没有包括在内，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缺陷。
“全面清算日军侵华罪行，还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刘统说。(记者 黄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