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高一学生捐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新证

  “花见部队”相册揭露日军文化摧残行径

  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文物史料捐赠仪式，13件（套）珍贵文物史料集中对外公布。来自徐州的高一学生于聍鹏捐献的两件史料是从二手网站无意中发现，包括侵华日军中尉信件与“花见部队”相册，成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新铁证，为还原历史真相、驳斥日本右翼势力谎言提供了不可辩驳的实物支撑。

  于聍鹏捐献的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山川仪仁的信件。名叫“山川”的日军中尉，于1937年12月18日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根据信件中出现的“横尾部队”“山川中尉”等信息，经考证，此“山川”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其军阶为中尉。该大队于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一路攻占乌龙山炮台，驻扎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于聍鹏捐赠的另一件物证是日军“花见部队”相册，收录了44张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根据相册信息显示，该部队为“花见部队”，部队长的姓为“花见”。日军占领天津后，这个医院主要设在天津市扶轮中学内，该中学创办于1918年。

  根据1940年日本女子文苑社出版、岩井节子著《母亲从军》一书记载，作者岩井于1937年10月初抵达该医院，担任护士长。当时传染病流行，医院已集中收治了大量霍乱、赤痢等日军病员。1938年5月，“花见部队”主力为参加徐州会战，离开天津开往前线。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教授指出：“该相册反映了日军对中国的文化摧残。日军侵占中国的学校作为野战医院，就是对中国教育资源的掠夺，是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和破坏。”

  于聍鹏说，“在繁忙的学习之余仍坚持做收集与捐赠的事情，源于我大伯，小时候他总带我逛博物馆，蹲在朝天宫的古董市场地上，给我心里种下了收藏捐赠的‘小种子’。我还跟着大伯来纪念馆，每次看到那些实物展品，都特别震撼。”

  于聍鹏说，还会继续收集相关史料捐赠给国家，此前还曾捐赠史料物证给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这些文物史料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只有放在纪念馆，才能让更多人铭记那段屈辱历史。”

  又讯 昨天公布的这些文物史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反击，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不可辩驳的支撑，彰显了海内外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良知的坚定立场。

  其中一封日军信件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写给父亲村田龟太郎的4页家信。“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信中，村田芳夫以灭绝人性的轻松口吻记述了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中国俘虏的事实。经考证，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信件收件人地址与1978年日本发行的《福山联队史》收录的战死者名簿一致。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认为，该信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记述日军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

  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了一批英、法文刊物。其中，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介绍的南京沦陷前夕“尚有百万居民”，与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作出“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证词相呼应。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张生说：“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南京人口数量问题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当时南京人口不足30万，不可能屠杀30万。这份报纸是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言论的有力回击。”

  来自河南的党小举、党彪父子捐赠了8张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情景的珍贵历史照片，直观印证了日本侵略对南京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南京人张舞阳捐赠了一枚由日本国家造币局制造的纪念币，是日本自供状性质的罪证之一。（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