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党爱党 永远跟党走

  “一封信”“一段回忆”和“一部电影”背后的“四大队”往事

  【编者按】

  “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

  在党的105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回信，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四大队”是党中央在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由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当时，张连生在队中担任报务员。

  把一生奉献给革命新闻事业的范长江，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中国的西北角》等新闻作品，震撼全国，是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范长江先后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张连生的回信，范长江之子、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同志心潮澎湃，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中的内容，对“四大队”当年所做的工作特别亲切。范小建同志深切体会到，信党爱党，永远跟党走，应该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于是，他通过自己印象很深的“三个一”，撰文回忆他所知道的“四大队”故事。本报今日特刊发范小建同志的文章《信党爱党 永远跟党走》，以飨读者。

  6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期颐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并于29日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则沟村举行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在枣林则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代号“三支队”（后改为“九支队”“教导旅”等），中央纵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四大队为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

  “四大队”是一支主要由编辑、技术和行政人员组成的精干小分队，共40多人。大队长是范长江，副大队长是耿锡祥。大队下设编译、电务、行政三个科，分别编为第一、二、三中队。

  下面，我想通过“一封信”“一段回忆”和“一部电影”，进一步回顾中央纵队转战陕北和“四大队”的一些故事。

范长江。翻拍资料片

  一、“一封信”

  1947年9月11日，在“四大队”主要负责英文稿件采写与编辑的沈建图同志奉调回到太行山区的新华社总社。作为“四大队”大队长的范长江，给社长廖承志及社委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廖社长及社委会：

  沈建图同志奉调回总社，这是留在陕北的同志中第一个回到总社的同志，他这一次必能增加总社对我们工作的了解，因此能给我们更多的指示。

  中央在陕北的坚持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最危险是两次：第一次是六月中旬在安塞、靖边、吴旗之间，刘戡以六旅之众，向中央纵队扑来，而我们只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的武装，……指挥灵活，调动敌人，使敌人迷了方向，竟至在中央附近十几里路处走了。当危急时，主席的警卫排已经上了战线，准备阻击敌人了，结果是平安度过。第二次是八月中旬葭县附近之役，敌人两三个旅，紧跟中央纵队，只差半日路程，最危急时，敌距中央只十余里；又遇山洪暴发，过河不得，此时副主席、弼时、定一等均亲自指挥架桥，冒着敌人飞机，白昼行军，直到8月20日歼灭三十六师才转回局面。歼灭三十六师之战，中央即在战场附近二三十里内，已准备万一打不好的长途行军。这一仗打好了，敌人即开始退却，不久陈赓过河，陕北大局，从此变化。中央今后当能比较安定下来工作。这两次最危急时，都曾有狂风暴雨，均冒风雨行进。6月那一次，他们也都淋着大雨，于深夜徒步上下于深山大谷之间。中央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半年来，我们工作得不多，又不好，跑路时间不少，我们到过延安、三边、榆横及绥米四个分区，对于陕北之大，有了些具体的体会，更重要的，我们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

  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敌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敌人（无论远的或近的）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能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度过重重危难。彭德怀同志在陇东战役后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蒋介石是打不垮的”。

  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中央宣布与边区人民一道，坚持陕北，现在深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场与对人民的高度热爱，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劝过中央过河东，中央始终不动摇。……这种忘我的不计个人利害的伟大精神，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初决没有想到中央只带三四个连坚持陕北。以为起码有几个旅保护，而事实上中央绝不要大部队掩护自己，只要他们很好去独立作战，自己的安全完全靠自己的严密侦察与不畏艰难的行动来保证。无论对军队对地方，只是为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并不要他们对中央机关有些什么贡献。中央纵队的物质生活，比一般地方与军队的领导机关都不如，结果使许多机关都在中央精神感召下力谋改革。现在已收到极其明显的效果。

  第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一点对我印象很深。中央同志在决定问题之前，用极多的时间与精力，广泛搜集材料与意见，然后反复加以研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分析，决不作不成熟的决定，要等待真象弄清之后，才作结论。故作结论所费时间甚少。这一工作方法，也就是思想方法，无论在处理军事指挥，决定方针策略，以及日常的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五，动人的工作作风。中央同志对于许多日常琐碎的群众生活与工作有关的事情都很注意，而且经常亲自动手。中央纵队领导机关改组时，主席对弼时、定一、子龙、志高四同志说，你们四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半年来，我们这个“政府”的确办得很好，从军事行动到马掌、麻绳，都深入负责考虑，并且认真把这些事办好，而且在任何问题上，只要发现自己有缺点，即无保留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认真改正。并且把这个责任观念提到中央应有的高度。在写文章的过程上，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个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这种“一挥”的作风，是对人民不负责的作风。

  我的理论水平不高，对于中央思想作风的体会极其有限，甚至可能认识有错。上面这些不过是仅供万一的参考。

  我们本单位正在中央领导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立场与作风。学习运动已经开始，进行情形尚好，预料可能有较满意的结果，把全体同志提高一步，对此望你们多给我们指示。

  今后我们的工作重心，除日常工作外，主要将在时事研究方面。同志们正在学习上开动脑筋，进行分析。我们在学习中，导师是很好的。自己的能力和材料就很差，希望你们以后能在材料与工作方法等方面多多帮助与指示。我们很盼望总社能派人把总社多余的资料（如中英文报纸杂志等，甚至各解放区报纸，我们也没有）送些给我们，同时大家远离总社，都难免有“思家”之情，如能有人来看看大家，对于鼓励大家情绪，当有帮助。

范长江 九月十一日（1947年）

  应该说，这封信，把当时中央纵队与敌人周旋的情况、以及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与气概作了相当清楚的介绍。

这是“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时在米脂县杨家沟的驻地（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二、一段回忆

  以下这段文字是当时的“四大队”成员赵棣生同志（曾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北京分社社长）1992年的回忆。

  1947年3月底的一个夜晚，范长江率领的新华社工作队到达陕北绥德县田庄村边。当时夜色漆黑，四野静谧。队伍刚停下来，就听到有人发问：“长江同志到了吗？”随即下令：“出发。”从口音听出这是陆定一同志。新华社工作队这时已完成了总社撤离延安后在瓦窑堡地区向全国发布文字、口语广播的任务。我们以为这次准是东渡黄河去同总社汇合了；只对随定一同志同行稍感意外。队伍开动了，但方向不是朝东而是向西。这使我们大惑不解，感到诧异和纳闷。

  在夜行军的行列中，长江穿着大衣，走在坐骑前面，有马不骑，彻夜徒步，右肩上还挂着一支步枪。这个情景给我感触很深。抗战时期，我曾看过他写的有关苏北根据地的报道，对苏北根据地的概貌、形势、军民关系等，作了概括扼要鲜明生动的描述，读后令人耳目一新，颇受鼓舞；同我们日常编发的根据地新闻对比，他的报道篇幅不长，视野开阔，出手不凡。此刻见他步履稳健，神态自若。翌日拂晓，我们看到右前方河川对面有几个人影行进，不约而同驻足停步——“啊！看！毛主席！”大家疲劳顿失，兴奋至极：原来我们是跟随毛主席一起行动。这是多大的光荣和幸福！长江此刻却笑而不语。看来他心中有数，只是不到水沸揭盖之时，几天来一直对我们“保密”罢了。

  西行两天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任弼时同志集合中央纵队讲话，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不过黄河，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新华社工作队隶属中央纵队，番号“四大队”，范长江同志任大队长。

  过去对长江，可说是虽久闻其名尚不识其人。转战陕北一年，他同大家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经历了风险与胜利相伴、艰苦与欢乐并存的毕生难忘的战斗生活。这一年对每个人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不过，长江在这上面比我们更为自觉，境界更高。他说这是“获得了一生难得的向中央同志学习的极端可贵的机会”。他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实践的。

  把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审定的新华社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送到已迁往太行山地区的新华总社向国内外播发，这是“四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标以“陕北”电头的文稿，都是阐明时局形势，维系全国人心的党中央的声音。对待这项任务，长江要求每个环节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不仅要求迅速及时传发，而且包括文内标点符号，要保证准确无误。每当接到任务，全队人员立即进入兴奋状态。长江把文稿交译员译码，译毕校对、译员按码读字，编辑对照原稿监听，人名、地名、数字要重复核对三次，再交电台传发总社。总社播出后仍得抄收，复核有无差错。

  长江不吸烟（戒了）。前方记者送回几包缴获的香烟，他都“慰劳”了吸烟的同志。但偶而他也向人讨一撮烟末，用纸卷成喇叭状，点燃并叼在嘴上。这时，他在看发往总社的陕北文稿，或者是看中央领导同志退回的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译稿（抄收译送这些电讯供毛、周、任、陆等同志参阅是“四大队”的一项日常任务）。译稿上密密麻麻，都是毛、周阅看时划的圈点杠线符号。长江看得那么入神，似乎在沉思着什么。当时是同国民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尖锐的年代，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发的陕北文稿如果是“矢”，反映国民党动向的这些送阅电讯正是所射之“的”。长江勤奋敏锐，他的入神沉思，正是他日常善于捕捉这种学习的可贵机会的表现。

  “四大队”的编译人员能最早看到“陕北文稿”，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即使如此，每当文稿译校完毕，也是人人都以先睹为快。有很多次长江手持原稿，充满激情，给大家高声朗读。一次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满屋一片欢腾，大家对这一文告将在国内外引发的巨大反响各抒己见，热烈议论。长江长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广识多闻；“四大队”同志大多是在解放区成长的青年，很喜欢听长江讲有关人和事的背景和情节。在日常议论时事或有空闲聊的场合，他给大家说起胡宗南这位常败将军的往事，国民党官场的黑暗内幕，大官要人们的轶事之类，大家听得极有兴味。这种日常的闲谈议论，产生着蔑视敌人长己志气的效应，是最生动自然的思想政治工作。

  长江的工作作风坚决果断，很有魄力。记得《解放日报》在延安停止出版前，廖承志同志通知在瓦窑堡地区临时工作点负责的长江，要求三天后就地出版报纸和接替新华社的文字、口语广播。长江立即开会布置任务。会上印刷厂同志表示三天时间可能来不及，长江说：“这我不管。三天后出报是中央的决定，执行吧！”说完散会，毫无通融余地。领导态度坚决，大家努力执行，结果按时出了报纸，接替了广播。过不多久，工作队完成预定任务，准备撤离驻地，先派出几位同志打前站。大队连续行军一昼夜，翻越九架山，到达目的地却不见前站人员踪影。原来他们人困马乏，在中途睡过头了，前哨变成了后卫。当时军情紧急，这种情况不仅失职而且非常危险。他们一到，长江立即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这次失误，并给带队同志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对全队也是一种及时警告和教育。战时不比平时，凡事必须严格要求，遵守纪律，一点马虎不得。过不几月，受处分同志表现甚好，处分随即撤销，以资鼓励。这样赏罚分明，大家心服。

  当队长不同于作记者。行动不是独来独往自我安排，而要带领队伍集体运作。一年接触中，大家感到长江既没有大记者的“派头”，也没有一般首长的“架势”，他平易近人，身教更多于言教。转战初期人手不足，夜间同总社保持电讯联络，他同大家一样参与轮班手摇马达；行军到驻地，较好的窑洞优先分配给电务分队，他自己曾在一个没有门窗只有一盘石磨的敞破窑里住宿和办公。雷雨之夜，他浑身透湿在崎岖山路上探足攀登；秋汛季节，他同大伙牵手渡过齐胸的激流。一场惊险大家奋力度过，他大声宣布“将来新华社历史上要写上一笔”；一个胜利消息传来，他同大家一起热烈议论，不时发出朗朗笑声……

  在转战后期，长江讲过他的身世和经历，使我们对他又多了一层历史的了解。我们是第一次知道，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曾走南闯北，备尝艰辛，历经坎坷；而一当认识真理，秘密入党后，他更不顾个人安危，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勇敢机智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三、一部电影

  看过电影《巍巍昆仑》的都知道，这是讲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故事。但很多人不知道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编剧叫东生，也是“四大队”的一名成员，曾任胡乔木同志秘书、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以下是1993年9月22日所写相关回忆文章的节录。

  我第一次见到他（指范长江），是在1947年春天。他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望着我，仿佛在问：“你这个小鬼行吗？”当时，我还不到18岁，长的又瘦又小，加之跟随新华社最后一批同志撤离延安，连续几天长途行军，样子显得很狼狈。可是，人群中只有我穿着新四军的草绿色军装，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问道：“从山东来？”我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他亲切地朝我点了点头。

  在他带领的“四大队”，我的任务是刻钢板，油印《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给毛主席他们看。起初，我这个连初小都未毕业当过几年印刷工人的文书，字写得不像样子，时而还有错别字。范长江大队长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但他那无声的严肃的一瞥比任何语言都锋利得多。这时候，我很怕见到他，可他却抽空来看我了。他不但不责怪我，反而要我“注意休息，不能累垮了”。夜里行军，白天工作，确实累。我年纪虽小，却得了“神经衰弱”，往往越累越睡不着，而夜里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一叫“休息”马上躺在路边睡觉，因而多次受到班长胡韦德的批评。范大队长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决定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请编辑赵棣生帮我一起刻钢板。看到我的字写得有进步，错别字也几乎没有了，范长江的脸上泛起了笑容。不只一次，我拿着稿子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刚刚吃完饭，盆里还剩下一点面片。他一边连声招呼：“来来来，小鬼，吃点……”一边往碗里给我盛面片。我想走，可他已把碗塞到我手里，命令似地：“快吃！把它吃光！”小时候经常挨饿的我，每当回想起这幅感人的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解放后毛主席说过，当年在陕北他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通过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武的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就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而在文的这条线上范长江则是仅次于陆定一、胡乔木的一名“将军”。他手下没有武装的士兵，只有一名带着盒子枪的警卫员，其他就是编辑、译电员、伙夫等等。他指挥40多人的队伍，全神贯注地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新华社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播到四面八方！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毛主席撰写或修改的稿子一送来，范长江马上开始工作，每一次都是亲自坐镇，从译电、校对到发出，然后把稿子交给我刻钢板油印《新闻简报》，至此，流水作业才算完成，所有的原稿都由我保存。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曾经提醒我：“这些稿子比生命还重要，绝对不能丢了！”

  1947年6月7日，“四大队”住在高川，离毛主席住地王家湾四五里地，黄昏时接到命令整装待发。打前站的向东走了，大队人马坐在打谷场上等待命令，可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乌云压顶，闷热异常，眼看要有一场暴风雨。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为什么还不出发呢？直到20年后，我才从采访中得知，就在我们默默等待的时候，毛主席和任弼时正在激烈地争论：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最后，毛主席决定往西走，司令部命令范长江把打前站的追回来。大队人马冒着倾盆大雨上山往西走去。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一个跟着一个，眼睛紧盯着前边的人背包上那个白瓷缸，这是在黑暗中唯一可以隐约见到的标志。范长江跟我们一样，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浑身淋得湿透，水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淌。天亮之前，雨停了，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难熬的时刻。对面山上敌军烧起了一团团篝火，人喊马叫都听得见。东方现出了鱼肚白。在人困马乏的时候，周恩来轻轻哼着《国际歌》走来：“新华社的同志们，辛苦了！有掉队的吗？”范长江答道：“没有。”周恩来边走边说：“长江呀，将来要把这一段写出来！”范长江连声说：“要写！要写！”就是在这一天——1947年6月8日拂晓，在度过了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由周恩来和范长江共同播下了42年后诞生的电影《巍巍昆仑》的种子。

  1958年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范长江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希望借我协助他写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因我很快要出国担任该报驻苏记者而未能如愿。直到几年后我又回国工作时，他才找到我说：“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见到我就问开始写了没有。”他又告诉我，在大连养病的时候，他曾和夏衍、阳翰笙谈过此事，他们都很支持拍这部电影。后来，他生病住院时写了个提纲，还找有关同志开过座谈会。就在这一次，他把所有的材料，连同他写的提纲，全部交给了我。

  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我和范长江始终还在构思之中：怎么样表现这一页伟大而生动的史诗？主题是什么？叫什么名字？《纸老虎》？《伟大的转折》？……他的工作越来越忙，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后来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但是，范长江交给我的那些材料，始终珍藏在我的身边，可以说是寸步不离。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多么想翻开它，动笔写啊！1979年，在我真地意识到范长江已不在人世的时候，我含泪打开他交给我的那包材料，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了。我的耳边响着他的声音：“小鬼，我们一起来干吧！”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的支持。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延安，寻找着当年的足迹……电影《巍巍昆仑》，经过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1989年上半年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以上这“三个一”，再一次展现了当年中央纵队“四大队”在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的一些小故事，也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我们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而绝不向任何困难所屈服的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气概。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做好自己的事，信党爱党，永远跟党走，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底气和力量源泉。（范小建）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