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炮声，惊醒了中国青年
2023-09-18 12:16 来源： 人民网
1931年9月18日夜里，沈阳城东北部炮声呼啸，枪声四起。从那一夜开始，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14年的不屈抗争，无数中国青年在炮火中觉醒，勇敢地站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前线，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
一批投笔从戎苦战到底的青年
詹洪阁抗战文物史料捐赠仪式现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供图
近日，沈阳市政协文史顾问、历史文献收藏家詹洪阁先生将珍藏多年的1931年9月19日至1931年12月间的《东京日日新闻》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这批日本老报纸，记录和见证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沈阳和辽宁的累累罪行。
在1931年9月19日出版报纸的一个角落里，刊载着标题为《东北大学学生打倒日本大演说会》的简短新闻，译文大意为：“19日上午8时，东北大学的学生全部到本校讲堂集合，召开打倒日本的大型演讲集会，谴责、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并提出建议当局通电各国，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对中国进行援助”，只寥寥数语却是无数东北爱国学生在民族危亡之时不畏强敌，挺身而出，表现出的拳拳赤子之心和英勇斗争精神的真实缩写。
九一八事变三天后，3500余名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行集会，宣布成立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立息内乱，一致对外”。随后，辽宁、吉林、黑龙江留平同学会以及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会、国民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团体也纷纷宣告成立。
苗可秀在东北大学毕业时留下的照片。东北大学供图
正在北平流亡的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虽然已经得到在北京大学借读的机会，但国难当头，日寇步步进逼，让他心急如焚。
1932年，27岁的苗可秀，义无反顾地回到东北，投身抗日前线。他参加邓铁梅部义勇军后，被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苗可秀还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培养训练了自卫军中的下级军官，提高了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各地纷纷成立义勇军抵抗日寇，但由于缺乏领导大多数都瓦解失败了。苗可秀认为必须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培养骨干，长期坚持斗争。于是，一个新的抗日团体——中国少年铁血军成立，苗可秀为总司令。因为参加铁血军的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爱国少年，因而战斗力较强，同时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到1934年末已经发展到300余人。
随着少年铁血军的声势日益浩大，日寇不得不派重兵围剿。1935年6月，苗可秀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并于7月惨遭杀害，年仅29岁。
东北流亡学生和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不仅战斗于白山黑水间，在其他的抗日战场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影……
九一八事变43天后，冯庸大学义勇军宣告成立，这支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抗日队伍还活跃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热河抗战中。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浏河前线。东北大学供图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冯庸大学派出300名师生前往上海，既参加战地救助，也直接参加战斗。为阻击日军在浏河附近登陆，他们与其他抗日力量并肩战斗，同仇敌忾，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2年2月中旬，热河战云密布，一触即发。冯庸当即命令同学们停课奔赴前线，并再次打出“冯庸大学义勇军”的旗帜。冯庸率领学生义勇军开赴朝阳一带，协助东北军和其他抗日义勇军阻击敌人。
在东北义勇军中，青年学生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一次救国图存的“双向奔赴”
90多年前，有一批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有的是留学在外的高材生，有的是斗志昂扬的工人领袖，就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他们选择了同一条人生道路——逆行东北，奔赴战场。
九一八事变后，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党员和团员总数只有2000人左右，中共中央急派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投身东北抗日第一线。其中，有很多熟悉的名字——杨靖宇、赵一曼、周保中、冯仲云……
26岁的杨靖宇刚从奉天监狱中被营救出来，还没来得及疗伤就申请立即投入到抗日前线。
30岁的赵一曼，结束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转而建立起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红枪白马”让日伪报纸也为之惊叹。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赵一曼雕塑。人民网 汤龙摄
29岁的周保中放弃了在苏联继续留学的机会，来到东北参加抗战。这位出生在云南大理的白族共产党员，从此开始了在白山黑水间长达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战斗。
28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冯仲云，与抗联战士一道开启了14年的苦斗历程。
九一八事变后，数不清的年轻人从天南海北奔赴东北战场，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活过35岁。
在一群年轻人奔赴东北抗日前线的同时，一批流亡关内的东北学子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1935年前后，一批进步报刊在北平发行。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丛德滋，发表了大量的通讯和评论，揭露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内的行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进驻西安，组成了联合办公厅。丛德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真实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发展进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呼吁各党派联合抗日，成为当时西北爱国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此后，丛德滋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和丛德滋一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东北大学毕业生张希尧。
九一八事变后，张希尧一直组织和领导东北流亡民众，尤其是东北流亡学生的抗日救亡斗争。经历了一年多救亡斗争实践后，他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3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张希尧的手稿。人民网 汤龙摄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张希尧生前使用过的台历本以及回忆录大纲手稿静静陈放在展柜中。这份手稿是张希尧于1946年从延安回东北的途中带病书写的，使用的是延安老区自己生产的草纸订成的小本，主题为“十五年前九一八的回忆”。大纲通篇遣词朴素，层次清晰，短短几页信纸却浓缩了革命先辈不屈不挠、波澜壮阔的一生，也浸透了一个普通学生在民族危亡之时表现出的拳拳爱国之情和赤子之心。
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他们中不乏家境殷实、生活优渥者，甚至还有不远万里归国抗日的华侨青年。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在圣地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
一群以文化唤醒大众的文化先锋
提到九一八事变，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段旋律——“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这首《松花江上》已经成为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和警醒。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的《松花江上》雕塑。人民网 汤龙摄
时间回到85年前。因东北沦陷，被迫流离他乡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每个人心头都郁结着悲苦与怨愤。
34岁的张寒晖正在西安二中做教师，他有感而发，谱写了《松花江上》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他把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数万名官兵听后纷纷落泪。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集会，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会后学生在西安城里举行游行，然后要步行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灞桥桥头，张学良将军劝阻学生返回，数千学生齐唱《松花江上》。张学良将军热泪盈眶，向大家保证：“一个礼拜以内，我用行动回答大家！”3天以后，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遮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这段激动人心的歌词出自另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而曲作者就是亲历“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大学青年教师阎述诗。
歌曲《五月的鲜花》。东北大学供图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被军警阻隔在城外的情况下，东北大学作为游行队伍西路纵队的主力，高举大旗，冲出被军警包围的校门，走上西直门大街。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都曾留下东大学子在数九寒冬里与军警搏斗的画面。
东北大学学生走在请愿游行队伍最前列。东北大学供图
在“一二·九”运动中，当时在东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阎述诗带领学生收容一批批被送至东北大学的伤员，又和学生一道将重伤者转送至医院抢救。他目睹了学生头上、肩上都在流血但决不退缩的场景，深深地被学生这种为国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当学生金肇野拿着《五月的鲜花》歌词请他谱曲时，悲壮激昂的歌词一下引起了他的共鸣，含着眼泪反复吟唱。这首诞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抗日救亡歌曲很快传遍全国，流传至今。
与此同时，流亡在外的东北作家，创作出日本占领下东北人民有血有肉的民族抗争现实，名动文坛。中共满洲省委在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的文化工作，引导东北文艺工作者走向抗日救国之路。
罗烽受中共满洲省委委任，与金剑啸一起领导北满的文艺运动。他们与哈尔滨的中共党员作家舒群、姜椿芳、方未艾等积极展开活动，团结一批爱国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白朗等，组成一支文艺新军，这支文艺新军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抗日文学的先锋。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正是无数中国青年的觉醒，用行动证明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青年人的觉醒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关乎整个民族的未来。（汤龙 邱宇哲）
[编辑: 徐红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