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反击对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人的辩护，即德国人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在道德层面是无罪的。然而，其效果却极大地夸大了民间所存在的反对声音和特立独行的空间，原因是对资料来源的错误解读。比如他们论点所依据的是纳粹的监视报告，这些历史学家在这些资料中去寻找持不同意见者，结果他们找到了。然而，在任何一份有关某一城镇民众情绪的监视报告中强调其中两三件持不同意见的例子是片面的，他们忽视了其余民众保持沉默的意义以及反映在文件中相应的空白；他们十分愿意假设由纳粹监视机构挑出来的持不同意见者具有代表性，并把他们当作冰山一角。但实际情况是，这些监视报告的执笔人热衷于发掘存在于民间的不满，因此在描述中往往放大此类不满。换言之，尽管在一些层面具有开拓性，但布罗萨特的《纳粹时代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对德国社会在面对纳粹的诱惑保持不受影响或具有的抗渗透性的程度方面提供了一个过于正面的评估。
总体而言，到80年代中期，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分为两个学派。第一派继续从“极权主义”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见识和观点，强调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在执行纳粹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由于他们强调纳粹种族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础是意识形态目标，也由于他们看到纳粹政策的执行实际是希特勒意图的付诸行动，因此他们后来被称为“意图”学派。(15) 与此相对的是“结构主义”学派，他们倾向于更多地强调结构上的推动力，这一动力源自该政权发挥功能的特殊方式，而较少强调主要纳粹党人的作用及他们的意图。根据后者的观点，过分强调作为个人的希特勒，或片面强调意识形态意图的作用都无法解释纳粹大屠杀，而屠杀是系列制度发展和政权内部压力的产物。
到80年代中期，这一争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和相当程度的仪式化。双方不断地将众所周知的观点灌输给对方，而彼此早已对对方的观点充耳不闻。然而这一历史研究的僵局最终被一批新的作品所打破，这批成果寻求利用源自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魅力权威”的范式解释第三帝国的历史和大屠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他的成果《希特勒》使这一范式有了大量的读者。其后他出版两卷本希特勒传获得了标志性的地位。(16)
本质上，这批新的成果在两个方面意义重大。其一，尽管承认在第三帝国内部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并承认在常常是混乱的纳粹政权体系内这些中心为权力相互竞争，但克肖坚持认为希特勒权力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其幻想般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对明确的政治目标的关注使得纳粹政权具有内聚力。“结构主义”学派倾向于贬低纳粹的意识形态在大屠杀方面的作用，而克肖则强调希特勒以及其意识形态的破坏作用。正如克肖及其他人所强调的那样，纳粹政权内部存在冲突以及此类冲突在使对犹太人政策激进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被夸大。毕竟，司法权与政策方面可能是有冲突的，但在由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反犹主义所决定的根本目标方面，是没有真正的冲突的。反犹主义远非系列模糊的议程或信仰，而是一种情感黏合剂，它将整个纳粹政权聚集在一起。
其二，克肖保留了“结构主义”学派所谓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认为纳粹新政策是通过中下层纳粹官员和激进分子“向元首靠拢”这一个进程而产生的。这一范式的逻辑是，激进的、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和嗜血成性的倡议是由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且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提出的，这些人凭直觉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并以“创造性地顺从”的精神，争先恐后地贯彻这些议程，他们与其说是服从命令，不如说是预计到这些命令，并根据他们本能所感到的领导人的愿望行事，而来自高层的直接指导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尽管希特勒偶然会控制一下恐怖和暴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其手下的首创精神，他愿意给予事后批准；反过来，在执行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幻想方面，他们会被激发起更为激进的行动。换言之，这个范式不是聚焦在柏林的统治精英的系列冲突，而是鼓励我们以上层和现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动力来考虑大屠杀的演进，即柏林政权定下总的基调和方向，现地的、也就是屠杀现场的政权机构创造性地行动，但知道上层是支持这些行动的。(17)
在克肖看来，“向元首靠拢”不仅包括纳粹政权体制内的中下层，而且包括通过投票支持纳粹的范围更广的德国民众，这实际上扩大了“自下而上”分析纳粹主义的范围，其意义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90年代及以后出现的众多聚焦于多个德国社会及专业团体参与第三帝国犯罪的研究用的正是这一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在这批后来在德国被称为“作恶者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关注被占领土上的诸如士兵、警察、民事管理人员，或是“旧”帝国的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和地方官员等群体，以便探讨成千上万的普通德国人如何积极参与第三帝国的谋杀犯罪及其背后的动机。(18)
另外，随着前东欧集团的档案对西方学者开放，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它们显示在执行屠杀犯罪的过程中，非德籍合作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包括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以及波兰人（当然波兰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使得一些旧有的、非学术的看法不攻自破，这些观点认为屠杀行为可以追溯到德国人天生固有的某些东西，或是可以用德国的“民族特性”来解释。(19) 这种观点来自于大众文化的偏见，而非有意义的学术研究。现在已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接受这样的论点。
此类研究的作用是强调了第三帝国的犯罪不仅是大规模屠杀受害者意义上的“大”，而且还在于参与者的多。大部分此类研究的重点暗示了这些凶手自愿参与了美国研究第三帝国的权威罗伯特·盖莱特利（Robert Gellately）所称的“专制共识”的罪行。(20) 这样，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最新研究成果实际上完全颠覆了战后第一个20年的学术立场和研究范式：过去历史学家看到的是第三帝国的少数极端分子对多数无辜民众的暴政，而现在他们看到的却是多数人对那些在文化上被认为与之不同的少数人的暴政，实际上，多数人正是通过对这些少数外来者和占领之下的外国人的迫害才得以凝聚；过去历史学家聚焦于纳粹统治的强迫层面，而现在则倾向于认为这种统治是根植于共识；过去国家和社会被认为是处于“冲突”中，而现在则被认为彼此为合作者，有着共同的理想；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对于少数极端分子的罪行而言是消极旁观者，而现在则认为他们是积极参与者。
如果在过去可以争辩说绝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暴行一无所知，那么这样的观点现在显然已站不住脚：德国人不仅了解纳粹在欧洲被占领土上所犯下的罪行，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同意此种行为。如果大屠杀的主观故意曾经被认为限定在希特勒及其他主要纳粹分子的意识形态动机的话，那么对欧洲犹太人及数百万其他人的屠杀现在则被描述为实现元首的“种族灭绝的想象”，而这种“想象”逐步得到数百万德国人的认同。(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