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无论有多么暴力，任何先前殖民地的镇压行动与发生在南京的暴行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指向了殖民经历与实践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战争对军队暴力的影响本身，而相关的德国对东欧占领和纳粹大屠杀的这个层面的问题已经得到广泛的探讨。(30) 毋庸置疑，战时生命贬值，在军事行动中，参与者的道德水准也大为降低。本来为正派、文明的人在战时会从事一些在和平时代永远也不会考虑做的事。从1941年起，东方战线沦为野蛮状态，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二战中其他战区的经历，甚至是中日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前5个多月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本身也是以暴行为标志的，不过暴行的规模要小得多——是否起到了使日本军队的各个层面，包括指挥官对过分暴力的文化习以为常的作用。
这些暴行发生在上海以及从上海到南京沿途发生激烈战斗的背景下；在遭遇了出乎意料的激烈抵抗后许多日本人的优越感遭受重挫，暴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承认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为战争，而是“事变”，因而国际法有关战俘的规定不适用于中国俘虏。(31) 这样，日本领导层发出了一种信号，或者说创造了对日本士兵来说可以残忍对待中国俘虏的宽松环境。在上述环境中，出现下面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之前的无论多么脆弱的对战争法规的遵守崩溃了，大屠杀——像所有其他的屠杀一样，一旦出现，就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发生了。
再次，关于从1937年后的更广泛的占领活动，即特例与常态的问题。随着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片面的关注主要屠杀中心（如奥斯威辛）转向众多的“小事件”发生地点，他们遂将纳粹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谋杀行为置于更为广泛的欧洲占领史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评估他们所理解的纳粹统治的“例外”因素和“正常”部分之间的平衡。换言之，对不同东欧占领区及在其范围内执行大屠杀的研究揭示，主要的大屠杀行为只是一个政权施加在整个被占领土上的难以言表的暴力中最明显、最骇人听闻的部分而已。
尽管南京暴行的确与日本所犯的其他暴行有所区别，主要是在规模和集中度方面，但是进一步研究日本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占领，特别是对相邻省份的研究也许会对南京暴行发生的环境产生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日本人是如何实施对中国城市、集镇和村庄的占领的？他们是如何实行统治的？他们是如何构想秩序、维持治安，以及是如何回应对秩序的威胁的？他们对不合作、敌对以及抵抗的行为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只有回答了上述问题我们才能够对南京暴行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例外瞬间，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特殊系列环境的产物，抑或是对中国人实施的总的系列占领实践的必然产物做出完整的判断。
最后，本文对纳粹大屠杀研究的综述表明，一方面，历史学家对谁是加害者从一开始的少数人，并与德国主流社会毫无关系，到现在的加害者人数众多，他们来自德国的主流社会，而并非不具有代表性的边缘地带，因此，历史学家仅将纳粹大屠杀加害者的特征描述为“野兽”、“恶魔”，是难以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的——解释纳粹屠杀和南京暴行的主要挑战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们是由人类所犯下的；另一方面，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通过人性，或是民族性，即这个或那个民族具有残忍倾向，来解释大屠杀会对我们理解纳粹屠杀和南京暴行产生真正的帮助。
当代纳粹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在解释加害者的动机时强调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心态。这一研究范式的流行显示这个问题归属于文化问题，因此，人们可以臆测问题的解决方法，即防止历史重演的途径也是文化层面的，即存在于创建人类共有的普世义务，这里的人类涵盖所有，也包括我们过去的敌人。(尼尔·格雷戈尔、杨夏鸣)
（作者附记：本文为2009年3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相关主题的研讨会而作，在此对与会者的真知灼见表示感谢。）
注释：
① 参见Donald Blo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ominic Schaller and Juergen Zimmerer(eds.), Late Ottoman Genocide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Young Turkish Population and Extermination Poli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② 最新的相关研究有Juergen Zimmerer, Joachim Zeller, Genocide in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The Colonial War of 1904-1908 and Its Aftermath(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08)。
③ 以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Ⅱ(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7)为代表。实际上，该书作者写作目的之一就是因为与纳粹大屠杀相比，西方世界对其知之甚少。
④ 最明显的例子为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Meaning of Genocide(London: I. B. Tauris, 2005); Mark Levene, Genocide in the Ag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Coming of Genocide(London: I. B. Tauris, 2005);另外还有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eds.),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Eric D. Weitz, A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⑤ 有关该方法的概述参见Neil Gregor(ed.), Nazism: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相关更全面的讨论参见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4th editio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0)。
⑥ Harold Marcuse提供了西德战后纳粹记忆的一个相当好的全面评述，参见Harold Marcuse, Legacies of Dachau: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Concentration Camp, 1933-200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东德和西德有关第三帝国记忆的比较研究，参见Jeffrey Herf, P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⑦ 参见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Munich: DTV, 1969,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Martin Broszat, The Hitler State, London: Longman, 1981); Hans Mommsen, Beamtentum in Dritten Reich(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6)；反映Mommsen观点的英语文本，参见Hans Mommsen,“National Social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alter Laqueuer(ed.), Fascism: A Reader's Guide(Harmondsworth: Scalar Press, 1979, pp. 151-192)，或者参见最新成果Hans Mommsen,“Hitler's Position in the Nazi System,” in Hans Mommsen, From Weimar to Auschwitz(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63-188)。
⑧ 更多的例子参见Neil Gregor(ed.), Nazism: A Reader(pp. 146-182); Kershaw, The Nazi Dictatiorship(pp. 59-79)。
⑨ 参见Klaus-Jürgen Müller, The Ar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Germany 1933-194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⑩ Lothar Gruchmann, Justiz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0: Anpassung und Unterwerfung in der ra Gürtner, Munich: Oldenbourg, 1990.
(11) 对魏玛共和国历史最佳的描述，参见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最新的有关纳粹发迹的论述，参见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London: Allen Lane,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