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就纳粹大屠杀研究范式转变对南京大屠杀研究可能的启示而言，过去20年的许多研究成果扩大了我们对谁是纳粹屠杀受害者以及相关犯罪的理解。毫无疑问，犹太受害者是纳粹屠杀研究所关注的中心，但是很多研究也聚焦在范围广泛的非犹太受害者上，他们也是由于纳粹意识形态而惨遭迫害的。就那些自1933年以后在德国遭迫害和被屠杀的受害者而言，集中营的政治受害者直到最近才成为持续研究的关注对象。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瓦赫斯曼（Nikolaus Wachsmann）博士有关1939年前集中营的研究就是一例。其对第三帝国自身犯人的开拓性的研究扩大了我们在制度上和个人两个层面对纳粹恐怖的理解。(22) 其他集中营的受害者包括少数派宗教团体、同性恋者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局外人”，如“害怕工作的”或者“不正常的”因而不被第三帝国认同的“种族社团”所接受的人。(23)
在纳粹种族政策的外国和非犹太人的受害者中，主要的群体有苏联战俘，其中有330万人被纳粹政权以各种方式屠杀。还有大量的强迫劳工，大约有1200万来自欧洲占领区的战俘和平民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在第三帝国的田野、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劳动。(24) 此类研究越来越多的与德国对东欧占领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纳粹德国对东欧的占领显示其侵略活动根植于殖民式的野蛮征服和剥削的理念中，在实践中这又导致了身为殖民征服对象的全体民众的骇人听闻的经历，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只是其中的某些成员的体验。
那么，上述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南京暴行有何启示？比较研究显示，这两个事件在很多关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如同纳粹大屠杀，南京暴行也发生在战争的状况下以及发生在被占领的背景下，但南京暴行具有殖民地的屠杀特征而非种族灭绝的性质。其缺少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所勾勒出的种族灭绝的想象以及大规模谋杀的计划，而这使得纳粹大屠杀具有了真正的种族灭绝的性质。然而，尽管这些重要的比较可能起到强调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的作用，但是纳粹大屠杀历史研究的演变同时显示了更具体的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因此，下面几个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
首先，关于意识形态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如果人们狭隘地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即在某一制度鼎盛时期由政治家或领导人所表述的纲领性的意图声明，并由此影响着民众的行为，那么，显然在日本的殖民计划中几乎没有使大屠杀成为战争必然结果的主观意图。然而，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意识形态，即将其视为系列的文化规范，或是系列广泛存在并嵌入日常词汇中的价值观和信条，并被复制为在一个社会或是构成社会的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更为广泛存在的系列思潮，那么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就立刻出现。
近年来许多有关第三帝国的研究显示，除了纳粹领导层的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信条外，第三帝国的主要机构和社会的系列意识形态信念，包括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更为普及的种族主义构造了许多德国人愿意参与纳粹罪行的条件。(25) 换言之，正是对纳粹屠杀中“作恶者”的研究——其关注的重点不仅在发起人，或“策划者，而且在普通的参与者”——这一范式开启了与南京大屠杀进行比较研究的广阔空间。
纳粹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犹太人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虑普通德国人参与暴行的其他动机。就民族主义而言，许多研究德国对东欧占领的学者注意到德国占领军的残忍行为不仅仅来自纳粹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更古老、更传统的对这些现在被征服的国家和民众源自民族主义的敌意。(26) 这在德国对南斯拉夫的占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执行大屠杀的主要人员并非来自纳粹党卫军，而是德国的正规部队。(27) 许多占领军实际上是奥地利的德国人，在1918年之前他们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认为塞尔维亚人在奥匈帝国解体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一态度由于德国部队指挥官的煽动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们提醒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大量的德国人在塞尔维亚被打死，并强调进行报复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德国正规军中，对这些被占领土的负面态度早在纳粹德国出现之就已存在（至少开始于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所谓的易激动、背信弃义和残忍的“巴尔干心态”作为一种信条广为传播，这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与德国人相比成为低等文明的民族，反过来，这又允许德国人在战争和占领方面应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在许多殖民屠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认同导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这反过来又使得加害者实施非人道的暴行时变得心安理得。毫无疑问，这一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因此，需要对日本民族主义进行更多的和系统的比较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是如何想象中国和中国人的以及在此期间这些对中国人的描述是如何被普通日本民众内在化的，更多相关的细节研究将增加我们对那些随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放下武器的士兵和平民的日本士兵的理解。(28)
这里特别有意思的当然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性质。日本军队的各个等级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这一“知识”是如何传递给普通日本士兵的？如同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士兵那样，日本士兵是否也每周都接受意识形态的教育？有关中国人及其他被日本殖民主义征服的民族的负面形象是否在为日本军队而发行的报纸或其他载体上传播？这些细节都是未来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应该强调，即便是像20世纪前半叶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社会，军队及其价值观无法脱离，或是超越整个社会，而是倾向于吸收和反映更为广泛存在的社会心态。毕竟，相同的军国主义价值观当时在德国也很流行，许多德国士兵在30年代参军前就通过学校、青年社团甚至教会而被民族主义文化所社会化。换言之，军队并非是向其成员传播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价值观的唯一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需要扩展到更宽泛的社会层面，而非仅仅是那些直接参与南京暴行的组织本身。
更具体地说，纳粹屠杀的土壤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思潮，还包括更为具体的殖民文化和种族傲慢。许多相关研究聚焦于德国殖民地的出现，特别是19世纪末的殖民地，并强调，尽管与其他欧洲列强相比德国得到了相对少的殖民地，而且拥有殖民地的时间也相对短，但是殖民地的经历以及种族上的“他者”对于德国如何看待自己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方式上的转变却是至关重要的。(29) 尽管并非殖民地经历的所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将德国推向殖民地暴力的方向——最明显的是，许多德国人对非洲的感觉是强烈的异国情调及殖民地臣民总是有能力使人着迷和令人厌恶——但优越感和轻蔑的态度越来越流行。殖民的使命几乎总是为“文明开化”之类的花言巧语所掩盖，在这类话语中，征服帝国被描述成为被征服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征服者的利益在不懈努力；德国对东方的觊觎在19世纪末变得越来越显著，而且越来越多地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及反犹主义（1918年后）融为一体，这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信条，即波兰人、俄国人及其他东欧居民为劣等民族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所有这一切都为诸如希特勒式的更为激进的帝国模式的出现提供了土壤。它还灌输了种族傲慢和优越感，而战争中涉及屠杀和其他暴行时，此类感觉又降低了许多人的道德防线。
考虑到在20世纪初日本殖民主义的原动力，进一步比较日本人在殖民想象中的种族“他者”的位置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南京大屠杀不是发生在殖民占领的初期，而是在长期的殖民扩张背景下发生的——对台湾、朝鲜和东北的占领是这一进程中最明显的标志。在日本的战争行为背景中，南京大屠杀的种族因素也不是唯一的：人们只需想一下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作为强制劳工不仅在朝鲜半岛而且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和日本本土，在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下进行劳动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日本人在南京的行为受到更为复杂的心态所支配，在此种心态下，日本与其邻国民众的关系被以某种方式所设定，在实践中，这种方式往往导致野蛮的结果。
其次，如果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心态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起点，以及解释南京暴行的基本因素的话，那么，殖民占领实践问题和事件背景则提供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殖民主义本身。这也是研究者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殖民主义不仅仅是对业已征服或计划征服的其他民族和领土的系列描述，而是系列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涉及日本将其统治强加在“他者”身上，并往往具有残忍的结果。如同大多数殖民主义一样，日本的殖民主义也存在暴力行为，既有小规模，也有更大规模的，并以瞬间爆发和始终存在的文化支配和压迫的两种形式出现。相对于纳粹德国对东欧的占领，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殖民时间更长，因而，可能的影响也更深。这使得直接的比较略有困难。
然而，殖民占领涉及行为的习得，不仅仅牵涉个别联队，而且包括日本陆军的全体。它早期的殖民地经历积蓄了大量相关知识，其后的殖民冒险可以从中汲取所需。尽管在占领初期或镇压台湾的殖民反抗时的暴行（如西来庵事件）或镇压朝鲜1919年3月运动时的暴行也许只能与南京暴行进行泛泛的比较，但是1929年日本对朝鲜学生游行的暴力镇压以及1931年的军事管制可能导致一种制度文化的出现，在这一制度文化中，殖民地空间范围内潜在的混乱问题将会遇到极端提升的暴力回应。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对东北义勇军及东北抗日联军的“讨伐”行动使人们能够得到更具体的相关联系。考虑到反游击战在日本的“绥靖满洲国”的行动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日军在南京屠杀脱下军装的中国士兵是受到对游击战的恐惧的影响是很有学术意义的。这里没有任何为日本人的行为开脱责任的意思，而是探讨日本人在1937年的行为是如何受到早期殖民占领经历的影响，特别是在先前遭遇抵抗方面的影响。德国占领东欧的文化中也有类似情况，在那里“反游击战”成了包罗万象的术语，它涵盖了对真实的和想象的游击队的绥靖与谋杀；在那里，所有合法与非法的军事暴力的界线意识都被极大地侵蚀，并最终完全消失。
